我爱上18岁女孩可一无所有,在她学校住了4年,婚后竟无比讨厌她-看热讯
每个人都应及时地把爱情交付生活,这样,爱情才能完成它与人生的完善衔接,使它转化为幸福和激励奋进的力量……
(资料图)
我们在灾难里自己感动自己
故事先从这里开始:1982年大学毕业后,我一直在一家杂志社任职,专门从事文学创作。
那是1987年的冬天,我去北京改稿,由于作品太长一位朋友帮我找了一位抄稿的女孩,她就是二妹,北大法律系一年级学生,重庆女孩,18岁,比我小11岁。
我性格中有点大男人的霸道劲,对文学也有点研究,爱思考社会问题,并且健谈;而二妹性格孤傲,心性很高,长着一对善解人意的眼睛。一个渴望观众,一个渴望慧眼,可以想像,我们俩碰到一起会发生什么。
事情果然按照我的预感发生:二妹专注的眼睛,给了我连绵不断的说话激情。每当二妹抄完稿后,总是不急于返校,喜欢听我兴致勃勃地胡侃。从她的眼神里,我发现她能听懂,并且她懂得欣赏我这种男子内在的风采。
有一天二妹十分冷静地问我:“听说你有很多女人。”我如实回答:“是的。”我知道我北京的朋友对她讲了我的故事:刚离婚几个月,有过多次深度恋情,且轰轰烈烈。在普通人看来,这并不是什么好事,但这对于想要在女孩面前展示自己的男人来说,往往是一种资本。于是我讲了我与我们杂志社一位女编辑爱得死去活来,甚至不怕被社领导给我穿小鞋的故事。我没想到,听得入神的二妹突然对我说:“童哥哥,我一直渴望遇到一位既有智慧又有血性还有情义的男人,这男人就是你。”
二妹的眼睛热辣辣地望着我。我愣了:我没想到自己的桃色事件,竟然能让一位女孩心动,这是一位多么纯真而需要保护的女孩啊!于是一刹那间我突然有了一个决定。我将她拉到身边,慎重地对她说:“你想不想嫁给我?”二妹没犹豫:“想,想……”“可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,只想在文学上做点事,但现在……”二妹打断我的话,她坚定地对我说:“不,你还有我,我给你抄过稿,也听了你的故事,你文如其人,你一直是我眼中的大师,就是将来谁也不承认你,你也是大师。我听得激动不已,“想不到18岁的你就能成我的蒲儿帖(成吉思汗之妻,助他成大业的女人)”。
我们互相真诚地赞美,我们泪眼相对。我们握住对方的手再也不愿松开,就在此时,我们许下了自己的誓言:“生生死死三千年,死去活来一辈子。”
两个相爱的人往往都忘乎所以,工作与生活责任在心中皆为俗物。回到太原后,我一心想见二妹,只要二妹一声召唤,我拿个马扎就奔上火车,有座就坐,没座便在车厢里随便找个地方将马扎一放,坐上去眼睛还没泛困就到了北京;而二妹的花招不断,三天两头哭哭啼啼打电话说她病了,但我一赶到北大她的宿舍,她和她同宿舍的同学却乐得开怀大笑。
可以说,她读书的那4年,我的几十元钱工资、一点微薄稿费,以及她每个月那80元钱生活费,几乎都交给了铁路。但我们没有想到灾难正在到来。因为我与那位女编辑的故事,单位某些领导总算找到了“修理”我的机会。
1988年8月,二妹在太原度暑假,一天凌晨1点左右,我与二妹从朋友处聊天刚归来,几个便衣警察便把我的家门敲开,把我“请”到了管辖区的公安分局,说是随便聊聊就让我回来,但6天之后我才回家。
我记得当时我住的是那个拘留所的行政院,在里边我只是急得发疯。我忍受不了那种环境对我尊严的糟践,担心迟迟出不了那道铁门,但我更担心的是二妹,她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会被人欺负。
而二妹,像警察一样,每天“上午8点上班,晚上6点下班。事后据警察说,她当时一来就坐在拘留所院子的台阶上,没完没了地与岗楼里的武警战士说话。“你们站在岗楼里累不累?”“我是学法律的,将来要分配到你们公安局当局长。童言无忌。小姑娘,你老实地坐在那儿好不好?你总与我们说话,让我们连班都值不成。”而这时二妹说,“我不与你说话,他在里边怎么能听到我的声音?”二妹说着说着就哇哇恸哭,整个拘留所静极了,似乎都在分担二妹的悲伤。
那6天,我时常还能接到二妹甩过高墙的纸叠小飞机,那上边写着“生生死死三千年,死去活来一辈子”。
二妹感动了认识我的所有的人。我提前一天被领导接出拘留所。回到家里,二妹她一见我就扑过来,紧紧地抱住了我。“哥哥,任何人都别想让我离开,我一直在擦地,我要让他们看看我就是这个家的女人。”而我再没说一句话,我只是抱紧二妹,感受她颤抖的身体和缠绵的爱意,同时以这种方式告诉送我回家的领导--世界上就有这样不怕万难的爱情。
事后听一些当事人说,单位让警察抓我进拘留所,只是为进一步处理我制造依据,或者以“诱奸未成年少女”为名将我绳之以法,或者以“此人有前科”将我除名。但二妹面对我们单位那几位苦口婆心向她讲明“我的为人”的领导,竟无动于衷。
领导接我出了拘留所的第二天,单位一位最重要的领导把我叫去,告诉我如果继续与二妹来往,单位就将我除名。而我,听了这话,哼着小曲就出了门,二妹正在门口等我,我搂着二妹就走了。
为了相守,我陪她度过了4年大学时光
这件事总算告一段落。不过,单位从此每月只给我发25元钱的工资,后来干脆就不发了。当我再到北大时,困难就来了。首先是没有住处,一到晚上,二妹就发愁,她站在校园,像一个小媳妇东张西望,看是否能碰见一位认识的男生好给我找张暂时空着的床,让我睡觉。我们就像一对过了百年的夫妻,依偎着站在那儿为基本的生活条件发愁。这时总是她的班长,一个因为体育特长被特招进校的大后生,满脸堆笑地走来,他好像是一位专门等待着请人吃饭并助人为乐的人,请我去他那儿住,但二妹对他从来很冷淡,并且对我说:“那个人很死皮,班里哪个女孩都追,没人理他。”
后来,怕太打扰别人,我们买了一张绿色的行军吊床,只要气候允许且不是她上课的时候,我们就把吊床挂在隐蔽的树丛中,两人身体一团便睡进去。
接着是吃饭问题,我们没钱,每一顿从食堂打饭。二妹希望我能吃得好一点,就尽量给我打一份肉菜,而她呢,只吃一点点。不到半个月,我的那点钱和她的80元钱就花完了,她就开始想办法骗家里人寄钱,如果家里的钱迟寄一天,我们就将断粮。那时我一筹莫展,准确地说,我根本没有生存意识。我只是与二妹时刻粘在一起。
但另外的事我却绞尽脑汁,并兴致勃勃:比如给她开文学书单,谈论艺术和学术问题,拜会京都学术界名人,参加朋友召开的学术会议等等。这些活动无疑使我们受益匪浅,但一个大男人和一个女孩腻在这些事情里,我现在一想起就汗颜。可以说,我陪伴二妹读大学的那四年,二妹几乎没参加过班里和学校的任何活动,她基本是在我的行为影响下完成“大学成长”的,而我在她对我夸张的解读中,日益觉得自己非凡,早把工作与生活弃之如履。我们根本不去感受外界鲜活的变化,我们不屑。我们相守相望四年,两人越来越像。
面对世界,我们曾经觉得两人的结合坚不可摧,可事实上我们的关系却很脆弱,因为我们内心很虚弱。我们常常吵架,为的只是不满对方对自己不上档次的评价,比如在人格、魅力、才能上,若谁稍有不慎将对方说得低于他人,对抗就会爆发,她用犀利语言解剖我,而我则大打出手。有一次我竟把她打倒在北大的雪地上,几乎使她闭气,而爱一次一次弥合了两人的心灵之伤。
我们就这样宣判了“三千年的神话”死刑
1991年秋,二妹从北大毕业,由于我在太原工作,她放弃了留京的机会,跟我回到太原。有意思的是,两人最终的结合竟帮助我恢复了正常工作,而她也在一家省报副刊部上班。
穷惯了的两个人都挣上了钱,那是什么心情?除了衣食,我们每个月都要用节省下的钱买点家具,渐渐地,我的两室一厅总算有了家的样子。
但是,我发现,这一切并没有给二妹带来什么愉悦,相反,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床上发愣。问什么原因,她总是含糊其辞地说一些琐碎的原因。但我能感到,她在后悔当时没有痛快地度过大学四年,更后悔来到太原。其实这时,我已从中感到,她这种情绪已是在对我的价值予以否定。
大概从那时起,我们已经心照不宣地开始转移相处的支撑点,这就是文学。我们都把文学说得很神圣,并用文学的神圣来代替爱情的神圣。毕竟文学是我最向往的事情,它还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激情,而为了使她在太原这个各方面都很落后的城市感到一种崇高与档次,我便极力夸奖她的文学潜能,并想尽一切办法将她拉入文坛。果然,不久她便像在北京一样愉快了起来。
自从我们联手杀进文坛,作品很快都受到关注,所以我们在文坛内外,成为了一对很传奇、很有质量的夫妻。这当然使我们很满足,但它更使我们轻视生活,甚至是那个来之不易的家庭。我们仍像恋人一样携手出入,不过,我们改变了离群索居的状态,而是频繁地与人接触。我们从事的都是一些文学活动,如此这般,我们是在寻找赞美,预支成功之后的风采和荣誉。我们没有想到美妙之中也有陷阱。
1994年我们都没有发表多少作品,但这一年我们两人在当地文坛都显得有点重要。作协一些头面人物在很多场合都提到我们,作协两个刊物有什么新想法,也会找我们说说,文坛一些聚会也少不了我们参加。不管是出于真诚还是戏语,我与二妹可没少受到恭维,甚至一些人因为我们俩的作品谁好谁坏,常常能吵起来。
起初,我们觉得这种现状是在显示我们重要。但很快,我们开始把别人因我们争吵的话题拿回家里来吵。文学的矛盾暴露了我和她,其实我们双方都变得更爱自己,而双方只是各自的一面完成自恋的镜子。
这面镜子被彼此打破后,我们再不想赞美和关心对方,我们开始都将交谈和倾诉的对象转移到更能理解自己的异性身上。好像一切都有魔力牵引:我们俩领着各自的异性挚友,总是在一些场合惊诧地相遇。尴尬只是一霎时的事,很快我们都会表示出对对方的冷漠,和对新人的亲昵,以致很多人至今仍认为,我俩的婚变只是两人移情别恋的故事。
1994年冬天过去了。在那个寒冷的年关,我们都觉出感情冷战方式的无力,我们必须以公开的方式向对方宣泄愤怒。我们抛下家,过起各自寻找只属于各自的朋友、到饭店吃饭、并在朋友家睡觉的流浪日子。有时候心里憋得慌,就打电话把对方叫回来,互相挖苦一阵,打闹一阵完事。有一天我打电话把她叫回来,她回来后看到我身边坐着一位女孩,她气坏了。“你这样做,你是个什么东西?”而我只是冷笑着看着她,她仍在那儿以最尖刻的语言辱骂着我,我终于吼出两个字:“你滚!”
第二天,我回到家里,看见桌上放着一张纸条,二妹在上边写道:“这是我们像燕子衔泥一样建造的一个家,可这会儿我看见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寒冷,我觉得我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。”而这时,她手上攥着回娘家重庆的飞机票,正蹲在院里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等我,她以为我会像过去一样发疯似的追出去将她找回。可是,爱情这次没起作用,当时我只需要酒。我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,黑着脸打电话约来女友,而二妹在角落里看到的不是急疯了的我,而是一个女人从她眼皮底下扬长而过。
这一天,我和她在对方心中都彻底死了。杀死我们的是功名之心,而所谓的第三者,就像剑,只是在双方流血的心口添加了最后一刺。而就在这天,我深深懂得,若把爱情当做美丽的种子播于天空中,它只能像彩虹般稍纵即逝;而只有将它根植于生活,才有生命的力量。
我依然信奉爱情
1995年3月中旬,二妹请了位律师帮她离婚。那位律师就是她大学的班长。离婚后第二天清早她就跟着她的班长去了南方。据说她本来还想回来,但她的班长每天好吃好喝地待她,陪她玩耍,哄她开心,给她以经济资助,就是当年那个她连正眼都不想瞧的班长成了她的依靠,两年后他们结婚了。据说,二妹从此不再谈精神和爱情问题,而改为信奉“一个男人最可贵的是有恒久的耐心。”
而我依然信奉爱情的存在,即使它自私、虚弱、易变而易逝。我仍坚信它对人生的意义。它本来就是让人过一下瘾的东西,但这个瘾不过,谁的人生都不完整。只不过,过了瘾之后是现实生活,因此,每个人都应及时地把爱情交付生活,这样,爱情才能完成它与人生的完美衔接,使它转化成幸福和激励奋进的能量。
1995年初夏,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。当时,我现在的妻刚从日本修完学业回到太原,在此之前我只是与她通过几次长途电话,帮她办过一点小事,也就是说还不认识她。可能出于感激,她一回来首先来看我,由于当时家里朋友很多,我俩没有机会说话,于是她就把我所有脏兮兮的衣服归拢起来,洗得干干净净。她走后,朋友们都说她很像个妻子,后来她真成了我的妻子。
当时,任何人走进我家,都能感觉到那是一个刚离婚的家,而且那个家的男女主人,曾经爱得惊天动地:因为我乱糟糟的家里,到处都是我与二妹亲热的照片,和一些恋人之间才会购买的小东西,而看不到生活的迹象。可以想象,我现在的妻子走进这样一个“别人的爱情神话”里,对她是多大的折磨和挑战。
不过,她还是挺过来了,并且用生活的力量战胜了神话。进而,她渐渐能像普通倾听者那样,听我讲述我与前妻的故事。她比二妹更年轻更漂亮,有理由享受更疯狂的激情,但她说,“你属于那种仅凭这些根本无法打动的男人,而爱情别人都给过你了,我也不讨那个没趣,所以我只想在这个家里该怎么做。这时我就说,“当一个人不再说爱,那才真正懂得了情感。”
所以,我庆幸我与现在的妻子的结合,我们没说过让彼此耳热的话,但谁离开谁,家庭的生活质量都会下降。与恋人不同,我们彼此不是时刻从对方感受自己,而是考虑配合。我们最看重的不是自己的感觉,而是两人的联系:尽管它不像爱情火一般炽热,但这种情义,宛如涓涓溪流,至死不休。#夏日生活打卡季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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